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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12-11 12:11:36 来源:江南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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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雷蒙德·钱德勒的标准

《谋杀的简约之道:钱德勒散文书信集》,(美)雷蒙德·钱德勒著,孙灿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17年6月版,35 .00元。

卢德坤 自由撰稿人,杭州

《谋杀的简约之道》一书收录“硬汉派”侦探小说名家雷蒙德·钱德勒的五篇文章以及十一封书信。这些文章、书信以谈论侦探小说写作、电影编剧为主,让我们比较方便地一窥钱德勒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。总体观之,钱德勒的词锋甚厉,有些话说得挺精辟,偶有很直接的人身攻击,俏皮话随手甩甩就能甩出好几句,还有些想得不怎么周严的控诉,读起来也让人有一股子“爽劲”。这样的书,人们多是爱读的。书里有一些前后矛盾的言辞,也能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。

五篇文章,都可以称之为檄文。发表于1944年的《谋杀的简约之道》(或译《简单的谋杀艺术》)是一篇有名的文章,主要讽刺、批判了一群英国“黄金时代”侦探小说家如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多萝西·塞耶斯,同时树立起一面“硬汉派”的大旗来。说树“硬汉派”大旗,是不准确的、后设的,因为钱德勒在文中并未特别地要创立什么侦探小说的“硬汉派”(虽然称赞了达希尔·哈米特),而主要提出侦探小说写作应该更靠近现实:生活中的警察是怎么办案的,小说中就该怎么办案,不要让他们沦为名侦探的智力陪衬;花里胡哨的诡计、谜题没啥必要,侦探别动不动就不费力气地找到一张关键的纸片什么的;人物刻画是重中之重……历史地看,虽然对“现实”的理解有点生硬,但《谋杀的简约之道》一文对巩固侦探小说写作别开生面的“硬汉派”一路,做出了贡献。对严肃文学,没准也产生过一点影响。

我们知道,钱德勒在好莱坞混过几年,参与过比利·怀尔德《双重赔偿》、希区柯克《火车怪客》等片的编剧。发表于1945年的《好莱坞作家》一文中,钱德勒以同样犀利的言辞描述了作家,特别是“天才作家”在好莱坞遭遇的窘境:作家的劳动完全不被尊重。不懂编剧的制片人、导演想改就能改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,改的结果必然很糟糕。如果电影侥幸成功,编剧作家也没什么功劳,完全被爱出风头的导演、演员、制片人抢了个光。在钱德勒看来,剧本是一部电影最重要的东西,其他无论什么都是次一等的。钱德勒声称:“只有作家才能写出剧本,而且只有一身傲骨、独立自强的作家才能写出好剧本,如果还用现在的手段对付他们,就等于要毁掉电影赖以生存的力量。”(第38页)只有作为雇佣文人的作家才能在好莱坞待得下去。钱德勒哀叹:“那些并不是死钻钱眼的电影实践者本不该这么快就对它(引者注:好莱坞)生厌。”(第28页)钱德勒进而号召,编剧要反抗铁一般的好莱坞法则。这场战役,编剧有望得胜。到最后,“制片人会老老实实干好自己的分内工作,整合、调节各方力量,同心协力拍好影片。至于导演—老天啊,帮帮忙,看他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!—就只能乖乖照着剧本构想和写作的样子去拍电影,而不是把剧本改头换面,好像他才是会写的那一个”(第39页)。钱德勒七十多年前的针砭,想来仍能引起当下一些影视圈编剧的共鸣。

可是,不管是那时候还是现在的影视圈人士,必定不赞同钱德勒的另一些判断:在一部电影中,编剧比导演占据更重要的位置;只有作家,甚或“天才作家”,才能做一名合格的编剧,等等。事实上,后来钱德勒自己也不这么看了。1950年,致出版社老板哈米什·汉密尔顿的信中,钱德勒说:“1943年,我去了好莱坞,与比利·怀尔德共事,创作《双重保险》(引者注:一般译为《双重赔偿》)。那是一次极端痛苦的经历,很可能折了我的寿。但我从中尽我的学习能力学到了一些剧本创作方面的东西,虽说我的能力十分有限。”(第103页)另外,钱德勒也承认自己把握不了作品的结构(第81页)。这段有点不合钱德勒风格的谦虚话,可视为其观念的转变。后来,钱德勒对于编剧能否在好莱坞争取更高地位也没了信心,“纯粹的愤青对好莱坞而言是个废物,对他自己而言更是如此。他应该在不费半分力气的前提下,尽量做到最好。他应该对自己的作品持有小心翼翼的坦诚态度,但千万别指望别人也会同样一丝不苟地报之以坦诚。想都不要想。等到混够了的那一天,他应该在道别的时候带上微笑,因为他知道,自己未尝不想再回来”(第104页)。对此,我们可以视作钱德勒服了软,降低了标准,变得更实际了。当下的不管哪个地方儿的影视圈人士,或许会觉得钱德勒的这条训诫更让人受益。

在《谋杀的简约之道》一文中,钱德勒给侦探小说写作设定了高标准,好像得花写世界名著的劲道—有没有那劲道先不说—写侦探小说。现在,我们回过头来看,可以这样说:钱德勒本人的确有所创造,但也没能达到他所提出的那种高标准。钱德勒揭露了不少旧的俗套,但也创造了新俗套。这方面的“黑材料”不能说是少的,这里只以钱德勒本人的经验总结举个例子:在《“谋杀的简约之道”引言》(“谋杀的简约之道”也是钱德勒一部小说集的标题)一文中说,写作卡壳时,他就写“一个男人从门外进来,手里举着一把枪”。“这样做也许傻透了,但似乎无伤大雅。”(第62页)这是自欺之谈,隔三差五就来个“一个男人从门外进来,手里举着一把枪”,而且,必然地,受到威胁的侦探总也死不了,是个大俗套。在同一篇文章中,钱德勒又说,自己小说里某些东西,他也想删汰,但试过了发现不行:泼掉脏水后,孩子也跟着丢掉了。那么,到最后,原本怎么写的,还得怎么写。

1949年,钱德勒致评论家詹姆斯·桑德的信也非常有意思。这封信主要评点了钱德勒的“硬汉派”小说家后辈罗斯·麦克唐纳的作品《移动的靶子》(或译《移动飞靶》)。钱德勒历数《移动的靶子》的缺憾,比如作品有一股孤高劲儿,爱用生僻词,文字中有不明意图的比喻如“时间战战兢兢地过去,像垒起一座颤巍巍的扑克筹码塔”。的确,《移动的靶子》是不怎么好的。不过,特别拈出那个句子,而认为麦克唐纳的遣词造句矫情,是件有意思的事情。我们随便翻翻钱德勒的小说,类似的句子扑面而来,堪称招牌,早期作品似乎更多些。在同一封信中,钱德勒还说:“只有故事设计本身同样极尽精巧世故之能事,才能和这样的写法相匹配”(第92页)。在别的地方,钱德勒又说了,自己不擅长安排情节(第81页)。那么,钱德勒设定的标准是否只适用于他人,而不适用于自己?还是说,他在否定别人的同时,也暗地里将以往的自己加以批驳了?

回忆合作编剧《双重赔偿》的日子,比利·怀尔德说:“他(钱德勒)是个门外汉。他不喜欢剧本的结构,不习惯。他一团乱麻,但他能写美丽的句子。"没有比一个空游泳池更空的东西了。"伟大的台词,很伟大。一段时间之后,我能够像钱德勒一样写作了……我能把他写的东西拿过来,进行再结构,这样我们就把它完成了。他恨詹姆斯·凯恩。我喜欢这个故事,但他不喜欢凯恩(引者注:詹姆斯·凯恩是《双重赔偿》的原著作者)……钱德勒也不喜欢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。但他们各有千秋。克里斯蒂,她懂得结构。她的情节有时十分学院派。她有结构,但她缺乏诗意。克里斯蒂被大大低估了。她被讨论得还不够。”(《对话比利·怀尔德》,卡梅伦·克罗著,张衍译,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,第83页)这段话可谓持平之论。“没有比一个空游泳池更空的东西了”是一个典型的雷蒙德·钱德勒式句子。如果照钱德勒评麦克唐纳那句话的标准,“空游泳池”云云是不是也有点空泛,有点矫情呢?

《谋杀的简约之道》一书中,还有些更奇特的“标准混乱”,看上去真是“一团乱麻”。1945年,钱德勒致信出版社编辑戴尔·沃伦:“……另一些人则告诉我,我有社会良知。P.马洛(引者注:钱德勒多部小说中的侦探)的社会良知只有一匹马那么多。他有的是个人良知,而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”(第68页)可我们之前明明在《谋杀的简约之道》这篇名文中看到侦探该是“道德高尚、无所畏惧的人……是英雄,是一切,是一个完满的人……”(第25页)。混乱还没完。四年后,钱德勒给美国演员约翰·豪斯曼的信中说:“电影,哪怕是硬汉派电影,应该说尤其是硬汉派电影,内容应该是合乎道德标准的。(因为《长眠不醒》电影版里并没有道德可言,所以你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原书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,这让我有点儿生气。)本周的《时代周刊》把菲利普·马洛称为"无耻之徒"。这绝对是一派胡言。假定他的智商不比我低(也不可能更高了),假设他谋求一己私利的机会数不胜数—这是一定的,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去做这种入不敷出的工作?……有一个事实不会改变:马洛是一个比你我都要高尚的人。”(第97-98页)读到这里,我们可能都不免疑惑:先不要管人家马洛的道德水平究竟怎么样了,你钱德勒算是个诚实的人吗?

最后,我们回过头去谈谈高标准这件事。既然标准连自己都达不到,何必还要去设定呢?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得说,恰恰是因为标准太高了,自己也达不到,才有设定、追求的必要。这里是有一种勇气、魄力。轻轻松松就达到的标准,没有设定的必要。雷蒙德·钱德勒设定了连自己都没法达到的高标准,我们没法嘲笑,只能追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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